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金代诗学尽管不如同时期的南宋那么体制周全、声名卓著，但在百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形成了金源特色的理论思考，为后世元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鲜明的北地特质更值得学界重视。其具体表现是：在诗旨上，以真情为内核；在诗用上，以实用为指向；在诗美上，以刚健清新为特征。这是受北疆地理环境、女真为主的北方民族性格及文化风尚等综合因素深刻影响而成的。作为统治民族，女真人最早生活在我国北疆的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其气候干烈凄寒，山川浑莽恢阔，因而孕育了女真人直率淳厚、富于进取、刚健质朴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不拘礼法、不尚虚饰、自由奔放的文化风尚。后来随着其政权中心的南移，胡汉两种地理文化也随之不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金源文学、诗学独特的北方特色。

一、在诗旨上：以真情为内核

“情”作为文学发生的动力，是中国诗学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屈原“盖自怨生也”，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再到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情感是文学源发动力的理念，始终被历代文学批评家所继承和发展。金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情”的认识自是继承了汉文化传统的文学发生论，但又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金人建国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粗朴原始，人们性格简单，直来直去。据《松漠纪闻》载：“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音蒲，膞肉也。以余肉和藄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1]这种不拘小节，质朴适意的交往习惯正是金人“真性情”的表现。又如世宗常常告诫臣下真淳的重要性；“事当任实，一事为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2]191这种“真性情”直接影响了金人以“情”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他们为人真诚，为文亦然，主张“真”与“诚”是文学发生的基本动力，这是金代文坛最重要的诗学理论。

但是，关于“真情”是文学发生与旨归的思考，金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人不断探究、实践的结果。而这过程中，北方的地理文化、胡汉文化的碰撞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金代初期，借才异代，羁留北地的许多北宋文臣为金代文学播下了最初的种子，也奠定了金源诗学的理论基础。如宇文虚中、朱弁等北宋文家，就十分强调文学创作是真情流露的产物，并在各自的诗话、诗论中或隐或显地伸张这一诗学主张。宇文虚中有《余留平城，赵光道自代郡来，相聚旬日而归，各题数句以志其事》诗曰：“穷愁诗满箧，孤愤气填胸。……莫言竟愦愦，作书怨天公。”[3]13诗人说胸中的真情无处可发，只好书之以诗书。同样的理念还可在其诗题中见到：“郑下赵光道，与余有十五年家世之旧，……昔白乐天与元微之偶相遇于夷陵峡口，既而作诗叙别，虽憔悴哀伤，感念存没，至叹泣不能自已，而终篇之意，盖亦自开慰，况吾辈今日可无片言以识一时之事邪！因各题数句，而余为之叙。夜将半，各有酒，所语不复锻炼，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强调文学是发自肺腑、真情流露的产物。朱弁亦持此论，其在金地所著《风月堂诗话》流传甚广，在金代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十分推崇钟嵘的“自然英旨”：“可以表学问，而非诗之至也。观古今胜语，皆自肺腑中流出，初无缀辑功夫，故钟嵘云：‘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4]19对“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作为金初的两位代表性文家，宇文虚中与朱弁都秉持着“为情造文”这一古老诗学命题，为金代诗学观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及至金朝中期，“国朝文派”崛起，文人们关于“情”的认识则侧重在“真”上。随着政权的稳固，女真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逐渐被统治区域内的人们所接受，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汉族人，身处“地雄河岳，疆分韩晋，重关高压秦头”的环境，亦有刚烈、豪迈之气。落实在文学艺术上，对于“情”字的理解就更强调情真意切。这种“真”，即如北人性格一样，直接，坦荡，不婉曲，不假饰。如蔡珪、刘迎、周昂等“国朝文派”代表人物，或在创作上，或在理论上，都以“发乎真情”为旨归。蔡珪虽未明确提出“发乎真情”的主张，但其诗歌中喷薄而出、不加掩饰的诚挚情感，以及作者本人不拘礼法、真情外露的性格正是最佳的证明：“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锦衣少年莫留意，饥饱不能随尔辈！”[3]459(《野鹰来》)这种追求质朴真情的诗人还有刘汲：“西岩逸人以天为衢兮，地位席茵。青山为家兮，流水为朋。饥食芝兮渴饮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渑。世间清境端为吾辈设，吾徒岂为礼法绳？”[3]479(《西岩歌》)狂放之语的背后是对本真的追求，对不假外饰真性情的书写。这一时期，成就最著的文学理论家是周昂。他的名言是：“文章以意为主”“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周昂所谓的“意”即指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因此在“意”的表达上，他追求质朴纯真的文学内涵，认为唯此方可打动人心。同时他还强调：“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失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5]192明确了对“经营、雕琢”等“伪技”的拒斥，这也从反面道出了他对“真情”的追求。即使是北人气质稍弱，以文雅为尚的国朝文宗党怀英也“提倡真率、自然成文的文风，反对矫揉造作。”[6]他有名言曰：“为言但当多读书，不求于工应自工。……果如公言读尽世间书，必如真龙出九重，一洗万古凡马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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